刘工：论仕途文化

爱上海自荐贴--摘自 刘工 / 著《中国潜流文化》

仕途就是读书人通过学习和应试等方式，跻身官场的奋斗过程，也可叫做官的途径、做官的道路、做官的生涯等等。古时，“仕”通“士”，士就是卿士，仅次于诸侯的社会阶层。在开创科举制度之前，只有贵族子弟才有机会做“士”，也就是做官。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，平民阶级分为士农工商，这四种阶层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结构，而划分方式也是区别各个阶层的谋生手段。士为平民中的最高等级。简单地说，士就是靠读书吃饭的，而读书人跻身上流社会的手段，主要就是科举。士唯有通过科举来取得出人头地的机会，如果一旦抓住了这个机会，便可以成为官吏。因此，“学而优则仕”就成了读书人的航标。

所谓“士农工商”皆为四民，是指读书的、种田的、做工的、经商的四大类人群。开创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是隋文帝杨坚。在隋朝统一全国之后，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，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，加强中央集权，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，废除九品中正制，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。隋文帝令“诸州岁贡三人”参加考试，合格者可以做官。随后隋亡唐盛，唐太宗又扩充了国学的规模，武则天首创殿试和武举，唐玄宗把诗赋列进士科考试的内容等等，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。由此，科举制形成了仕途文化和仕途经济。

清人吴敬梓撰写《儒林外史》，写有一篇《范进中举》的讽刺小说，故事描写了范进参加乡试中了举人一事。范进中举后喜极而疯，深刻地揭露了这个士人的丑恶灵魂。同时，作者又通过范进这个人物的命运变化，反映了世态炎凉，以及封建社会后期读书人及官绅的活动和精神面貌。当然，范进只是封建时代千千万万个，热衷功名的下层读书人的典型，用当今的话讲，是地地道道的草根族。范进大半生穷困潦倒，但又坚持不懈，直到50多岁才考进秀才。他中举之前，穷得揭不开锅，邻里没有一个借米周济他。他地位卑微，受人歧视，生活状态是：“这十几年，不知猪油也曾吃过两三回”，“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”。在这种情形下，范进仍偷偷赴试，更表现出他对仕途的疯狂追求。

在“科举”和“学而优则仕”的精神怂恿下，入仕是中国自古以来读书人的心路。虽说，科举是横在读书人面前的一条鸿沟，而越过这道鸿沟，则顷刻风光无限，终生荣华富贵。正所谓是“十年寒窗无人问，一举成名天下知”，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。在中国人心里，“双喜临门”是为人生大喜，而这第一喜就是金榜题名，二喜则是洞房花烛，全然把幸福寄托在官场与男女交欢上，极具现实地表现出“爱情”的幸福重量与官场媾合。在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的时代，中举入仕带来的天壤之别的变化，着实令人羡慕和神往。而由“科举”和“学而优则仕”培养出来的官员，他们在心态上都是热衷仕途又怯懦麻木，心理上都是逆来顺受又盛气凌人，心术上都是迂腐无能又为人虚伪，心像上都是知书达理又四面玲珑。此等虚伪、势利、奸猾、贪婪的形象，就是仕途经济造就的官场大写实，也是仕途文化散发出的大腐臭。

爱上海自荐贴而今，科举制度早亡了，但其“学而优则仕”奴化愚民的思想依旧酷比，仕途经济枝繁叶茂，仕途文化精熟深通。这是借尸还魂的封建统治手段，是培养虚伪、势利、奸猾、贪婪官员的处事哲学。因为，仕途经济是最牛市、最好的创业板，应试教育自然成了造就改换门庭、做官发财的动力，孵化出贪婪师表、缺腿教育、怪异名师、变态家长、畸形学生的新科举。所以，科举制致使人的智育目标狭隘，推行的是重人力素质，轻人本素质的教育，养奸的是强势教育经济。这是严重阻碍人的个性发展，扼杀人的创造力，摧残青少年身心的绞刑台。

不可否认，当下的应试教育就是变相的新科举。有人说，应试教育具有“公平公正”性，是维护民众的公平利益和遏制权贵的制度。事实果真这样吗？事实是一种维护统治和借口遏制权贵的手段，事实又是仕途经济与权贵关系紧密，教育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垄断产业。其作用就是勾结起人缘、地缘和亲缘关系，在各种“缘”的作用下，其“公平公正”就是“失平失正”。从而，当今教育构成了官比官、富比富、民比民、穷比穷的“公平公正”，全然在特殊的既得利益者和权贵的掌控之中。因为，当今对应试教育之外的评价缺乏认可，以及教育资源被政治化束缚、被产业化无情的敛财，使之成为统治社会、稳定社会最有效的手段。所以，民众只得顺从应试教育，并任其洗脑、任其强奸式的敛财。虽然，现今的教育制度有效地稳定了统治阶层的地位，但这是不惜牺牲人格素质、精神素质等非智力的培养，养奸了权力至上，金钱至上的不公平社会。

不过，中国人只要吸食了权力至上的兴奋剂，平民百姓除了走“科举”入仕的道路之外，中国官场上的许多“精英”依旧有旁门左道。明朝特大贪污犯严嵩之子严世蕃，他就不是经科举走上仕途的，而是借他父亲的显赫地位，先入国子监读书，后做官。国子监是当时皇家学院，相当于今天的社会科学院，或中央党校之类。当然，国子监不是草根可入的殿堂，它是专为皇室贵族、高官子孙开办的特种学府。此后也接纳捐税的富贾巨商子孙入学，这一点与今天交纳赞助费入学，凭借有钱有势上贵族学校，或买文凭异曲同工。但由国子监培养出来的严世蕃，他在接受了所谓“正能量”的教育之后，为官贪腐的手段更是谙熟于心，最终又成了明朝的特大贪污犯。

由于仕途经济和仕途文化的专制垄断，国人最热衷谈论的是官场、最关心的是政治、最争议的是“国家大事”。但这种热衷、关心和争议体现的并不是爱国热情，并不是拥戴现行国体，而是充分折射出对社会体制的不满，对暴力统治的反抗与顺受，对统治阶层的不信任。由此，在所谓“公平公正”的应试教育下，民权被肆意践踏，人性被严重扭曲，人格被奴化。除此之外，仕途经济造就的是一旦为官就贪，一朝掌权就得意忘形，演绎着投资仕途，幸福三代的十官九贪。在这种垄断的、暴力的，甚至是监民狱国的统治下，仕途文化必然是应试的，在“公平公正”中招募太监式的精英，培养帮凶式的官吏。而国人在监民狱国的社会环境里，不得不接受投资教育的种种途径，不得不压制青少年的个性，不得不为光宗耀祖和改换门庭投资，不得不承担起为培养“祖国未来”的责任。

爱上海自荐贴在科举入仕的时代，科举不仅能给读书人带来前程似锦的希望，也为统治阶层稳定与安抚知识阶层做出了贡献。但是，经历一千多年的科举也引发了不少惨绝人寰之事。公元747年，杜甫等一大批杰出的才子参加考试，当时担任主考官的是当朝宰相李林甫。他因唐玄宗十分宠信有才能的官员而嫉才妒能，特别害怕朝外的贤士入仕后受到皇帝器重，为此就想方设法地阻挠有才能的考生。结果像张九龄、严挺之、贺知章、李邕、李适之、房绾等一大批杰出人物受到了李林甫的迫害，甚至被逼而死。而参加这次考试的人，没有一个被录取，成为“零记录”的科举考试。此外，在科举考试中营私舞弊更是场场皆有，走后门、贿考等事件史不绝书。

传统的社会经验告诉每个中国人，人与人的关系是不平等的，是从属与依附的关系，这是等级、远近、亲疏、厚薄的伦理性体现。由于中国的道德主义是重世俗生活、重克制自己的精神欲望，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，才使得传统的权力思想肿大；由于中国文化直接以功利为本位，道德则是一种调节相互间的权利冲突、利益分配的扩音器，才使得人在表面上“重义轻利”，但“义”字背后的本质内容还是“利”。由此，中国人表层上“温文尔雅”的道德主义，则是借理性、信仰和权力来打造弄权的工具。且无论是争抢还是谦让，是政治、道德还是情义，强调的总是传统。虽然，中国人“天人合一”的思想根系很发达，博大精深，但个人体验自下而上却难以提升，道德规范总是被物质利益瓦解，实用理性、实用信仰更是像蝉翼一样单薄，几千年的古老文明只能在低水准上徘徊和周期性动荡。这就是仕途经济导致的周期性政治危机。